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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作为唤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主体，以全面抗战路线的积极倡导者、人民战争道路的广泛动员者的形象，开启了“三三制”政权的民主新篇，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作为唤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主体，以全面抗战路线的积极倡导者、人民战争道路的广泛动员者的形象，开启了“三三制”政权的民主新篇，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抗战路线的积极倡导者
考察政党在国家与社会的整合关系中的理论传播与制度供给，必须置身社会现代化背景下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永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革命意志，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自从中国共产党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便掌握了精神主动。之后盟配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历史地转为实践主动权的争夺。1935年，日本以开展“华北工作”之名，将侵华政策从“一域”转向“全局”，企图实现殖民全中国之目的。中日紧张的政治局面，遂产生自发的抗日救亡运动，建立“联合战线”迫在眉睫。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详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内容包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动员军事和民众力量、改革政治机构等十项措施。全面抗战路线的确立，为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指明了具体道路，并推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的方向发展，提出争取抗战的方针、办法与前途，并将抗战胜利的关键落在“发动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上。
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详尽而透彻地分析了贯穿中日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的全部基本要素，并对这些因素以及由它们交织而形成的态势的变化进行前瞻性分析，得出中国抗日的历程是艰难的、持久的，但结果一定是中国取得胜利的结论。毛泽东以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科学预见了抗战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分别提出具体作战方针，争取“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生动力量之更大发动与党政军民各方面之更大进步”。根据抗战的社会镜像，持久战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必然选择与战略体现，亦是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惑的解答，更是经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达到“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必由之路。对于中国革命，精神和动作是“绝对必要的东西”，而优势与劣势的辩证分析，则是判断时与势的锚点；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要在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中实现“不断革命”的。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战争道路的广泛动员者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与独裁之争，是革命斗争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内在隐喻了民主、团结与胜利的递进逻辑，也包含了动力、条件与结构的要素互动。“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指明了民主与抗战的意义关联。其间，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缺乏民主，“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将视角转向“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的叙事背景下，国共两党的合作肇始于1924年1月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而在“国家战争”与“人民战争”的道路选择中产生分野。不同于国民党的独断专行，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5月1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既在领导层面实现集中，又在制度层面推行民主，更在价值层面凝聚共识，将追求民主的精神诉求转变为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基于巩固政权、发展民主的考量，中国共产党直面和平与民主的共生问题，以及二者之于统一战线的共促问题。随之，在政体改革上，中共主张建立各党派各阶级“联合政府”的民主政体，扭转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独裁政体；在制度供给上，以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超越“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理论。
政党的理论预设在政策实践中得到落实：始于1937年的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大生产运动等，民主权利的平等赋予，在秩序上符合现代政治制度建设的程序正义，在情感上能够引发民众对时代命题的政治认同，进而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达成全民族抗战的共同行动。所以，在中国共产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政治引领下，和平与团结是连接民主与抗战的中介要素。“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和平与团结，“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则成为空谈。中国共产党通过“巩固与扩大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发挥人民战争道路全民性、全面性的斗争优势，成功开创并拓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使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中国共产党以“三三制”开启了民主新篇
“三三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构过程中实行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目的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尤其是团结以开明士绅为代表的中坚力量共同抗日。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目标在“抗战救国”与“抗战建国”中完成现代化转型；相应地，作为支撑的政治制度内蕴着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逻辑。政治制度与政治力量，二者互为一体。此二者迁衍的动态历史，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由被动现代化到主动现代化的历程。
顺应情境的变化，作为政治主张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历经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概念的复新，国家与政权构成的布局，制度的原则界限；诠释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而与此相适应的“三三制”应运而生。1940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方面指明了“三三制”的生成逻辑，即在“合乎统一战线原则”中形成共识基础、整合共同利益、助推共同抗战；另一方面，肯定了“三三制”以“法”的形式推行的实践逻辑。此二维，从“三三制”动态实践性视角进行阐发。若从静态结构性视角来探讨，即可考察社会关系的流转，透视社会阶层之间的内在张力。“三三制”中对立与统一依旧并存，阶级斗争亦然，且仍然尖锐。只是，“对立即可能长期存在于统一的内面”，该制度在组织形式、政策性质等方面均贯彻民主精神，切实保障各阶级的平等权利，实现了对立与统一的动态平衡。
“三三制”是基于乡土中国的最大实际，是对马列经典作家的理论的本土化实践。在“三三制”的保障下，陕甘宁边区民生发展、社会稳定，民众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意识空前高涨，陕甘宁边区日渐成为全国民主的模范地。“三三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的并行逻辑，在动荡的时局中，进行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探索，成为“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开启了民主新篇。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冯留建、汪喆盟配资，分别为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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